早在2017年，受GDP挤水分影响，天津和内蒙GDP就已显著放缓：2017年天津GDP增速由 2016年的9%放缓到3.6%。

事实上，钢铁去产能的推进速度超出预期。来自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8年1～9月，会员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06万亿元，同比增长14.47%;实现利润总额2299.63亿元，同比增长86.01%;销售利润率基本达到了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水平，钢铁工业运行取得了多年未有的平稳态势。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发布的预测报告显示，2019年钢铁市场不会再像之前两年不断增长的形势。预测需求总量将出现小幅下降。《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提出，要综合平衡所在城市整体定位、环境容量、土地资源价值、税收占比等因素，确定不同的出路。随着供给侧改革、环保限产大力推进，前几年钢价飙涨。先进企业吨钢环保成本超过120元，领先企业达到240元。

2018年环保限产没有实施一刀切，11月份钢价大幅下跌。对于符合所在城市发展规划的城市钢厂，要实施绿色发展、产城共融战略。第四，从执行上看，立法部门化。

我觉得需要再次向日本学习。第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2． 下一个趋势，围绕着高质量发展，经常听到新旧动能转换、创新驱动战略。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去研究如何在降税的同时实现财政支出的减少。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徐忠：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第二，潜在增长率仍有潜力。

稳金融话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很突出。自然失业率并不自然，这是劳动经济学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你仍然可以通过培训等各种服务降低自然失业率，这是我们要做的。但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最终是由政府来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最终的杠杆率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的总杠杆，这个杠杆率是非常高的。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是什么样？日本给了很好的启示。

第一个看法，所有权清晰、产权不清晰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所谓太低是显性杠杆率太低，我们才36%、37%左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有一个讨论比较少的问题，就是去工业化开始。一点错没有，但是更重要的大家不要忘记，是资源优化配置机制，这个最重要。

我们抛开强调补贴，而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中性的企业改革，尤其是应该强调共性科研的基础能力的补足。此外，采取一些被动性的措施，特别是对于失业保险体系的改革，也是有利于保持就业平衡的。

由于议程设置改革，这次年会发言嘉宾数量之多是空前的，信息量之大也是空前的。当然在过去20年，只有0.2%。

稳就业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经济下行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劳动力短缺，两个谁是原因、谁是后果？其实唯一的解释就是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符号性的变化。但是我们的一些研究发现，鼓励劳动力流动实际上是有利于在就业困难的时候促进就业的。第二，跟过去的金融意志有关系。但问题是我们不能把制造强国战略完全对等于中国制造202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投资已经进入下行通道。第一是金融体系的特征所决定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维迎：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变，只有变、只有改革才能稳。这一波的消费，他们所引领的经济增长周期会更高、更长。

嘉宾发言中以下内容值得关注。中国经济学家一定要区分开，尽管我们有好多中国的特色，但是由于走了邓小平的改革道路，所以我们取得好的成就，而不是由于我们有了那些中国特色，我们取得了好的成就。

具体来讲还是按照十九大讲的，就是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我以为也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关于相关改革的论述落到实处，就会有很大进展。咱们国家投资者去告是比较费劲，告赢更难。

仔细翻阅已出台的政策文件，有以下几个观察：第一，从决策机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一致，但是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这个思想一定要纠正过来。2．银行应当从背后跳到前面来，应当规定它是可以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但是要有严格规定。也就是说潜在增长率也不是命中注定的，但是不能靠刺激超越它，而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通过改革，通过提高要素供给和配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都阳：第一，自然失业率为主的失业率是我们针对结构性失业做出更多的工作，而结构性失业有可能是更精准地制定政策。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垄断了世界几乎所有创新，但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要素市场化改革在我们国家来看其实就是涉及到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的问题。第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综合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这么低的政府杠杆率加上一个这么高的企业杠杆率，就发现问题所在了。

第三个看法，以中央对地方确权为主线，构建财产权与行政权分别运行的制度框架。德国、新加坡都有这种情况，就是在面临比较大的失业危机的情况下，比较大幅度地降低养老保险缴费。其实是这样的，二级市场的价改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点。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王建：一定要走出认识的误区，才能够走出经济低谷。

这是符合转型期基本特征的，应该说有一定合理性。第三，文件能否体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体现市场化导向，以及系统化的分析框架，有很多文件中还是没有体现。

2018年的统计数字有三个值得重视，一个是GDP的增长，是6.6%。中国是二元社会结构，我们的经济增长高峰一定是两个，不是一个。

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告诉我们现在应对下行压力，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克服投资增长不足，因为投资的增长速度应该是7%9%，但是我们实际的增长速度连6%都不够。